【中国阀门网】

    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继续稳定和拓展外需，保持现有出口竞争优势，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延长加工贸易国内增值链，推进市场多元化，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出口结构转型升级。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促进贸易收支基本平衡。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按照市场导向和企业自主决策原则，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投资合作。发展海外工程承包，扩大农业国际合作，深化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积极开展有利于改善当地民生的项目合作。逐步发展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做好海外投资环境研究，强化投资项目的科学评估。提高综合统筹能力，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宏观指导和服务。维护我国海外权益，防范各类风险。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引导和推动区域合作进程，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深化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明年，中国入世十年。

　　今年，中国有望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去年，中国取代已持续六年全球出口第一的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

　　虽然中国民众反应冷静，但不可否认的是，深刻依赖对外贸易的中国已经全面融入世界经济，而这些数据本身，也已经使世界其他经济体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崛起”的影响。

　　贸易摩擦愈发不可避免。

　　与中国贸易总额与顺差显著增长同样引人注意的是，1980年~1989年，中国遭反倾销投诉64起，仅占世界反倾销案总数1388起的4.6%；而到了2005年~2009年，中国遭反倾销投诉338起，占世界反倾销案总数974起的34.7%。

　　而以“汇率战”为表象，贸易保护为实的风潮也在近期愈演愈烈。美国通过国会立法及多边场合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硝烟还未散去，11月3日，美联储一如预期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美元贬值叠加“输入性通胀”正在向中国逼近。

　　这不仅意味着国际资本与本土农民工相结合的中国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红利正在进一步消解，也意味着中国经济需要一次整体的反思和调整。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用这段文字描绘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时代场景，而它也同样适用于当前，活色生香地展现了以贸易摩擦为表象，承受内外压力的中国经济转型精髓。

　　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至少在数据上“崛起”的中国如何才能匹配大国的地位？中国的国民如何拥有大国民的心态，可能一方面有赖于中国经济从“量”到“质”的飞跃；而另一方面，则需要中国以更开放的心态来融入世界的游戏规则。

内忧外患助长贸易摩擦，倒逼中国经济由“量”到“质”升级

　　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分为几个红利分享期，其中2003年是WTO红利期的开始。

　　“2003年的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做外贸，在国内采购原材料加工出口，那时候企业少、利润率也很高，大概能到10%以上。后来竞争者逐渐加入该行业，整个行业利润率开始下降，但是总体收入还是不错的，这个情况在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时发生了巨变。我们的订单急剧下滑，尽管到去年有所恢复，今年也在恢复中，但是已经很难回到2007年的水平了。”在108届广交会现场，锦州中轻进出口公司销售经理杨佳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勾勒了他所在企业的大致情况。

　　从记者将近一周的走访来看，杨佳的描述也代表了大多数“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典型中国外贸企业的发展曲线。

　　用评论人士的话来说，中国入世的红利，让中国的产品找到了新的销售渠道，正因为国内与国外双重消费渠道先后开启，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性改革顺利被延后。但在经历了连续四年的爆发性增长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下，一个不愁消费、不愁产品销售渠道的商品世界，正在逐步坍塌。

　　如果说，在2008年之前的贸易摩擦，尚属于中国贸易规模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其他国家正常的商业反应的话，在金融危机之后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则使得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显示出愈加复杂的局面。

　　2009年9月11日的“轮胎特保案”获得美国新任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批准通过，被媒体广泛解读为奥巴马为平息国内金融危机引发的失业率，以及推进医疗改革，所进行的针对中国的最具标志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而中国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美国与欧盟从金融危机开始，对中国企业发起“双反双保”调查的密集程度也纷纷创下历史之最。

　　此外，内生的隐患也因此暴露。

　　随着贸易顺差急剧扩大，出口主导模式风险大增，越来越频繁的贸易摩擦只是其中的一方面，与贸易政策密切相关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更是在今年达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