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工和凯雷的战略协作协议签署于去年12月，如果把当时的签约称为“订婚”的话，那么订婚后，各方面的质疑就没有平息过。现在，三一重工的介入，则意味着外部的风言风语已经变成直接上台"抢亲"了。

　　三一抢亲的法宝就是聘金的多少。

　　对于徐工和凯雷的收购案，评论观点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理应就市论市，视其为纯粹的市场行为，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各取其利，同时亚当斯密讲的社会福利也会随之增加，何乐而不为？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徐工并非一般的企业，该公司在中国汽车起重机和压路机市场都占有大约50%市场份额，外资收购行业龙头企业，其用心和用意必须警惕。三一重工的向文波显然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在抨击徐工被收购意味着中国丧失了战略产业的主导权的同时，也表示要开出更高的价格介入收购。

　　凯雷和徐工的联姻因此愈发复杂。虽然婚姻法规定恋爱是双方的私人事情，但是理性的男女在决定完婚之前，总归要在尽可能广的范围里进行筛选。假如双方的亲戚朋友都加入这个筛选活动的话，那么基于国家利益和市场价格双重因素出发，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对反对凯雷，而赞成三一的"抢婚"。但事实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笔者认为，在企业并购的竞争格局中，虽然价格的高低永远是讨论的核心话题，但实际上决定项目最终归宿的却往往并非是价格的高低。

　　价格是一个决定并购结果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决定因素，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各地处置不良国有资产时多是采用公开竞价的方式，但是近些年各地在处置不良资产后，继发的有关下岗职工就业安置等遗留问题的的纠纷却依然非常多。

　　其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置不良国有资产时，简单的依照价高者的原则处事。一些深谙此道的竞标者凭借高价获得资产后，旋即变脸，甚至以社会公众利益为理由，对政府施以要挟，要求进一步的优惠和扶持，反而大肆侵害公众利益。

　　对于凯雷和徐工的案例，需要肯定的是，三一重工的积极介入竞购活动，有助于市场发现徐工的真实价值，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的贱卖行为。不过，作为局外人，其实根本无法依据价格高低做出评判，就如同出于逆向选择的原因，更多的聘金反而可能是为了掩盖人品差。

　　笔者建议，更加合理的方法是公开进行招投标活动，尽可能多的吸引潜在投资者的介入，让男女事先选择的机会增加。同时，采取科学的招投标方法，比如密封竞标价格，先对竞标方案的附加保障、收益，包括对于内资品牌保护、发展等部分进行比较权衡，首先淘汰无法满足附加要求的竞标者，择优后再开封价格，取其高者，而不是简单地从一开始就被高价所迷惑。所以我们关注的核心不应当仅仅是价格的高低，而是价低者是否有更加充分的理由。